薪火相传守初心  学史增信担使命

——仙游一中部分革命校友简介（五）

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制胜的密码；红色精神，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动力，是教育兴国的“根”与“魂”。 

悠悠蜚山，弦歌绵长。仙游一中走过近一百二十个春秋。悠久的历史，铸就了一中人勇往直前的信念；漫长的历程，涌现了一批为中国人民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校友。

传承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特推出10多位仙游一中革命校友事迹，缅怀革命校友、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百年一中的厚重文化，凝聚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人物五：陈如晃

陈如舫（1911~1937）又名陈耕，化名潘涛。闽中五烈士之一，仙游城关仙安村人。1926年始在仙游县立中学读书，在县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陈国柱影响下，成为学运的活跃分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任中共仙游县委委员。9月调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兼莆田工农红军游击队政委。1935年5月任闽中特委委员兼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1937年2月16日闽中特委准备在莆田洪渡村开会时，因叛徒出卖，他与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人一起被国民党宪兵抓捕，押到福州宪兵总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6月23日在福州西门外鸡角弄英勇就义。

摘自《仙游革命史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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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涛

——巍巍五烈士  耿耿赤胆心

潘涛，原名陈如晃，又名陈如舫、陈耕，仙游县城南仙安村（今仙游县鲤南镇仙安社区）人，中共党员，1937年6月23日，与战友王于洁、余长钺、黄孝敏、陈炳奎同志被国民党福州宪兵队杀害于福州西门外鸡角弄，成为福建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五烈士”事件，留下褶褶闪光的英名，时年仅26岁。满腔青春血，勇献于壮丽的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1911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县城南桥南岸的仙安池头村的一普通农户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这婴儿的父亲陈元良粗通笔墨，希望儿子将来能光耀门庭，于是就给刚出生儿子起名如晃，“晃”者，光耀明亮之意也。后来入小学报名时，老师将“晃”字写成“舫”字，因此便成为“陈如舫”。这日如晃出生，正值春节大年刚过，元宵佳节将到之际，恰好也是清朝刚没、民国初创的时刻，城南的柳安街、池头村一带仍弥漫着春节气氛的余味，这个村中增添了一丝添丁添贵的喜庆。

陈元良在池头村一带是较有名望的农民。这村里地少人多，农田更少，许多无地、缺地、失地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随人流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谋生。陈元良依靠人脉的关系，操起联系介绍乡民往南洋垦荒种植为职业的中介工作。长年来积累了些资金，购置5亩田地，出租给村里人耕作，因此家境相对宽裕一些。陈如晃便进了小学，并在1926年15岁这年，进入县立中学上初中。

这一时期，从北平、南京、上海、福州刮进仙游的以五四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新思潮、新主义的清风，涤荡着县城青年学生的心怀。1926年底仙游在一些共产党人引导下的青年学生，开展了有组织的“非基”运动，反对信仰基督、读《圣经》、做礼拜，还有东乡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农民抗烟苗捐运动。这些新思潮，新举措启迪了在县中读书的青年学生陈如晃，他明白了国家为什么贫弱，民众为什么贫苦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如何摧毁黑暗社会、救民于水火的革命道理。在这初上革命征途的关键时刻，时任中共莆田特委书记的陈国柱来县立中学以任教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发现了陈如晃这位追求进步的学生，及时的予以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畅谈革命道理，传教共产主义理想，陈如晃在这革命氛围中于心灵深处迅速升起了对革命的无限向往和决心为之战斗的雄心壮志，树起了改造旧社会的强烈欲望。

1928年春，中共仙游县委领导下开展的全县性农民反抗烟苗捐斗争的运动方兴未艾，陈如晃闻讯，即刻投入该洪流中去。县城的学生闻风而动，行动起来声援东乡等地农民的抗捐斗争。5月9日，仙游县城学生发起“五·九”国耻日纪念抗议活动，县立中学学生率先罢课，上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城区多校的学生云起响应，数千学生涌上街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在这活动中，陈如晃精神抖擞，十分兴奋。他不畏风险，在游行队伍中领呼口号，领头在前，在一片“打倒国民党政府!”“取消烟苗捐！”等口号声中，学生砸毁国民党莆仙烟草苗捐局长王之纲的楼房。接着又冲进县政府，反动县长黄裳元（绰号“红依”）吓得从后门逃遁。学生游行取得大胜，陈如晃领略到了学生联合战斗的力量。分享到了行动胜利的喜悦。这时的陈如晃虽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这次斗争中立下了献身救民的宏愿，为他后来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愈战愈勇的大无畏精神拉开了人生奋斗的序幕。

次年，陈如晃中学毕业后，到折桂小学（坝下小学）执教。这里是革命者王于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据点，群众基础十分扎实，小学内有好几位教师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志士，这给陈如晃追求进步提供了优越的氛围。他在这里受到党组织（中共东乡支部书记为王于洁）的教育和培养，与师生们志同道合，一拍即合。教学间隙，他经常与同学们深入榜头、盖尾农村与农民促膝读心，了解农村农民情况，揭秘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和宗旨，激发农民兄弟的革命热情。在这段不平凡的日子里，陈如晃将平时学习的革命理论和农村农民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思想政治、革命目标与任务、斗争军略与艺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树立等方面都获得了质的提升，量的扩展，一位年轻的、具有良好的革命前途的优秀青年就这样的迅速成长起来。

也就是在此时，如晃的表兄林振中（林植）从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由陈国柱（廖华）同志介绍入党，回到仙游任工农红军第一〇八团政委。林植经常到池头村表弟陈如晃家中晓以党的宗旨，了解革命斗争形势，开展农民运动，多方面对陈如晃进行教育、培养。1931年左右，陈如晃在林植的帮助下思想觉悟快速提高，随后，在坝下小学任教期间由吴钟龄同志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同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28日，仙游第八次党团联席会议决议陈如晃（舫）、许金（许彧青）为互济会县总会常委。

自此，为了更频繁地参加地下斗争的需要，陈如晃（舫）启用潘涛这一化名。

从此，潘涛全心全意的投入党的革命斗争事业中去。他家池头村临近赖店乌墩地方，是一处较为偏僻的村落，又是通往园庄的必经之路，这一地段常有土匪出没。潘涛曾被土匪劫持，幸遇上吴钟龄为他鼎力周旋，才得以脱险。潘涛的家屋，是一幢独立建筑，四面出入方便。他就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仙游党组织的领导人经常在潘涛家中碰头、开会。每次有同志来，潘涛的母亲和妻子淑钦就负责安排食宿事宜。

潘涛及其一家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每当地下党在他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时，潘涛动员全家人一齐投入，母亲、妻子在屋外站岗放哨，常常守夜至天明。潘涛家中经济不宽裕，但其母亲、妻子总是默默地为同志们安排好食宿和茶水等，他们平时节衣缩食，省下一分钱为革命。遇上同志们衣服不够暖和，潘涛母亲总是翻箱倒柜，找出衣服供给同志们御寒。潘涛为了渡过难关，将值钱的家产都变卖了，充作革命活动的经费。为了刻印革命传单和文件，潘涛将几间房子改作印刷室，把印刷机搬到家中，印刷时家人又常全员投入，装订、分发、包装，在这过程中，纵使母亲及妻子不识字，有时也会问“这是什么呀”的问题，潘涛总是严守党的机密，并要求她们也严防外泄。后来家中实在困难，潘涛卖掉2亩田作为家庭开支费用。把家人安顿在县城居住，自己则倾心倾力从事革命斗争。

1932年春，仙游革命形势发展较快，迎来新的高潮，农民抗捐抗税斗争一波高于一波，武装斗争也取得新的成绩。潘涛与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正当新的胜利即将显现之际，县委书记谢刚、县委委员余光、黄元等同志于3月在书峰乡大类村游击斗争中不幸壮烈牺牲，县委组织遭受严重损失，潘涛对此十分悲痛，以更大的毅力投入新的战斗。10月，莆田中心县委派林天和担任仙游县委书记。有一天，当潘涛在大济溪口小学见到林天和书记时，不禁喜出望外，就像慌乱之际遇见失散重归的亲人一样，立即与县委书记研究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大事。接着，潘涛带领林天和四处奔波，广为联络，先后找到了县委原委员罗迎祥、林植二人，重新恢复了由他们4人组成的仙游县委，林天和任书记，潘涛和罗迎祥、林植任委员，徐江、潘涛担任城区和南区工作。潘涛在这一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大胆地展开工作。他一方面深入学校组织学生会，请林天和为师生作报告，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着手恢复南区傅厝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将南区的革命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潘涛的工作能力很快被上级领导充分肯定。1933年秋，闽中特委调潘涛、张元豹、张启基、黄明及江加茂（后叛变）、王德华（后叛变）到莆田工作。同年12月，王于洁调任福州中心市委兼职工部部长、兵运书记，闽中特委改为中心县委，潘涛任书记，同时兼任莆田工农红军游击队政委。

潘涛担任党内要职后，革命劲头更足，凡事勇于担当。他组织并紧紧依靠群众，宣传和发动群众奋起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1934年春天，莆田地区春荒极为严重，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体恤民生，反而趁火打劫，派出军队下乡进村强征粮款，广大农村农民不堪重负，叫苦连天，潘涛见此情况，因势利导，组织农民群众抗争。他亲率游击队在莆田忠门、埭头一带发动1000多名农民冲击区公所，将伪区长揪出来，予以示众，同时开仓分粮，接济饱受粮荒之苦的农民群众。这一斗争振奋了人心，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革命影响。事后受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表扬。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国民党反动派反共之心不死，总是伺机反扑。1934年4月，国民党宪兵破坏了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相继被捕叛变，反动当局利用叛徒到莆田、仙游抓捕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队员。莆田、仙游两级党组织均遭破坏，白色恐怖再度笼罩莆仙大地,革命处于低潮。

在这腥风血雨之际，王于洁、苏华由福州脱险回到莆田，同潘涛组织“打狗队”，严惩叛徒，制止敌人猖狂乱捕，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王于洁于秋天整顿和重建了莆田中心县委，确定中心县委由王于洁（书记）、吴九满、林阿朗、苏华等组成。同时也整顿了游击队，任命郑金照为队长，潘涛为政委，并对游击队武装根据地周围的反动堡垒进行铲除。王于洁、潘涛、郑金照率领队伍乔装卖柴夫袭击枫叶塘镇公所反动武装，一举缴获长短枪20余杆，子弹数千发，打响了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枪。

1935年5月，王于洁与福州中心市委、福清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在福清西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闽中特委，王于洁当选为闽中特委书记，黄孝敏（福清中心县委书记）、潘涛、刘突军、余长钺任特委委员。会议决定开辟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莆、永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将闽中各支队统一改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驻罗汉里，第二支队驻常太，在闽中特委统一领导下，把游击队战争推向更高阶级。

7-8月间，王于洁、潘涛在仙游县石苍漈川召开军事会议，把分散到各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划分为脱产和不脱产两种类型，其中脱产的编为游击队，不脱产的编为赤卫队，把游击队战争推向新阶段。会议之后，游击队、赤卫队开展除霸、抗税、抗租、抗粮斗争，迫使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巩固了常太根据地。

1936年6月，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一、二支队会师于莆田常太根据地，为适应新形势，闽中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王于洁、潘涛带领闽中抗日义勇军，以非凡的英雄气概，义无反顾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西安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闽中特委为了使全党同志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和布置新的一年工作，王于洁决定召开特委会议，会址原定在莆田城郊四亭村召开，王于洁派薛宝泉到福清去把黄孝敏和余长钺带到莆田来，又请黄国璋到莆永边去通知潘涛和刘突军。不料，薛宝泉早已叛变投敌，充当内奸。薛为莆田梧塘镇洪度村人，当时是福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之一，后任福清特委书记。闽中特委成立后，王于洁派他任特委交通员。薛宝泉假心假意将黄孝敏和余长钺带到他家里安置，然后向王于洁建议会议就在他家里召开。

王于洁听了薛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因为洪度村是莆田山区到平原的落脚点之一，潘涛和刘突军从山里出来到此可少走许多路程，与其让四个人来四亭村，不如一个人去洪度村。于是，王于洁采纳了薛的建议，叫薛去澳柄村吩咐陈蒲川（潘涛从山里出来必住的交通站），通知潘涛等直接到洪度薛家开会。那时正当春节，刘突军带部队在宁里度岁，不便离开岗位，向特委请假，只剩潘涛一人由黄国璋带路出山。潘、黄二人到了澳柄，得知会议地点改变，有点不放心。因为洪度村不是重点村，而四亭村却是一个从大革命时期就建立起来的老重点村，所以，陈蒲川和黄国璋便向潘涛建议干脆把会议地点移到澳柄村来开，澳柄村既是老区又距洪度村很近，潘涛回答说：“下山看情况再说吧！”就这样，他独自下山到洪度村去。

潘涛到洪度村时，王于洁、黄孝敏、余长钺三人已在薛家等候多时了。当晚，薛宝泉又故意采取“安全措施”，把他们4人引到邻近的林外村他表弟赖金繁（也叛变）家中投宿。料想不到的是，王于洁等4人一进村，就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并立即被押解到福州团部去。次日，薛宝泉又带宪兵去福清诱捕了县委书记陈炳奎。

年轻的潘涛就这样被敌人逮捕了。

潘涛与王于洁等5人被关进福州国民党监狱，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企图招降，但均遭到5位共产党人的严辞拒绝。王于洁、潘涛、余长钺、黄孝敏、陈炳奎在狱中藐视敌人的法西斯式残酷迫害，继续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义坚守革命初心、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高贵精神。1937年6月23日，5位党的优秀儿子、闽中党组织的领导人昂然走向福州西湖鸡角弄刑场，高呼“打到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